（电视剧《小欢喜》）

为此，我们采访了心理咨询师章扬清与精神分析师小柏。章扬清毕业于浙江大学教育学本科，是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发展与家庭研究专业硕士，现为独立执业心理咨询师；小柏目前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攻读博士，曾在法国圣安娜医院有过四年临床实习。

我们试图讨论，当宏大叙事退场、父母权威松动，AI开始替代一部分人与人的关系，一个孩子究竟该如何建立稳定的自我？而今天的父母，又该怎样重新学习成为父母？

成长在AI时代的10后

“理想自我”离父母更远了

《新周刊》：10后这一代孩子，有什么新的特征？

章扬清：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这一代孩子的价值观更加多元化。他们可以在网络上获取各种信息，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生态模式，动漫、游戏里呈现的世界观跟现实非常不一样。好多孩子会探索外貌的多元化（如非二元性别的外貌），探索性别认同，去玩cosplay,当cos委托（cosplay特定的二次元人物陪玩），买卖“谷子”赚钱。这些都不是家长眼中“小众边缘”的活动，而是这一代很多孩子的社交基建。

父母有时候很难理解，会带着旧的价值观念去批判孩子，因此孩子也会隐藏自己，亲子沟通的阻碍由此产生。而当孩子不被理解，自我认同和归属感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这些圈子又成了他们的心理避风港。

（电视剧《小欢喜》）

现代的社交媒体和AI，向孩子展示了更多机会和更多元化的生存状态，这是时代带给孩子的礼物和机遇，但人们有时候会忘记社交媒体的表演性质，它只会把能抓人眼球、抓人情绪的内容放到网上。当每个人都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时，这种表演性被放大到极致。对于内核还没有足够稳定的青少年来说，尤其容易产生依附心理。

社交媒体给孩子提供了大量现成的身份标签：“BPD”（边缘型人格障碍）、“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SD”（自闭症谱系障碍），还有MBTI的一些类型等。对于一个确实因患有ADHD而被家长和老师误解为偷懒的孩子来说，这种集体认同能够帮助其去羞耻化，这对少数群体来说尤其如此。

但如果这类标签被泛化使用，也可能会让孩子的身份认同提前固化，因为他们不一定就是标签定义中的那个样子。少年时期的自我认知和探索可能是混乱和痛苦的，他们可能会很快认同一个确定的、被社群认可的病名，然后自我设限。

小柏：我们大家可以共同感受到的一个时代特点就是宏大叙事的式微与各种丰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在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理论的时代，子承父业或者说父母作为孩子认同的参照对象，在中产阶层家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那时候父母所掌握的信息和人生经验很有说服力。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知识洪流的冲击，在目前的家庭结构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父母的经验累积可能无法再给孩子的成功提供保障（比如父母掌握的对于高考专业的信息，可能还没有孩子在社交平台上了解到的靠谱），此时父母的说教不再是一种知识权威，孩子不再认同和模仿父母，反而很多孩子需要教父母如何使用手机，而父母需要通过孩子的发展获得认同。

（电视剧《小别离》）

在当代的社交媒体环境中，孩子认同的可能是网上各种各样通过图像展示的成功模板。各种各样的成功模板会给人一种幻觉，即有些成就好像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

孩子们没有得到工具和方法，却直接看到了一个结果。比如你会以为在衣柜面前穿成什么样子，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样子看起来更有钱、更有前景，所以我们就可以立刻走这条路。但是通过图像模板学习到的“理想自我”是极其不稳定的。

而且，在信息泛滥的时代，一个图像很容易被无限放大和解读，而其背后的立场、动机、社会语境却被淡化了。就像在英剧《混沌少年时》里，未成年人生活在网络图像无处不在的世界里，个人的存在很容易因为别人飘过来的几句话就轻易地毁灭了。因为小孩很难参考时间和空间的语境（包括整个社会一致性的规则），去理解别人对他们的评判。我把这个现象叫作“图像的食人性”。

《混沌少年时》中展现的是一个极端案例，当没有了一系列明确的等级关系和形式性的规定，主人公其实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被磨灭的危机，所以才会采取极端行动去反抗。

在一个良好的教育体系里，无论是父母的言传身教，还是学校的社会课、哲学课，都会教大家逻辑和思辨的能力，会帮大家去探索一个人的立场是什么，他所处的社会位置在哪里，他说这句话的缘由是什么，是怎样的历史语境导致他说出这句话。

（英国电视剧《混沌少年时》）

这会帮助孩子获得一套辩证的逻辑思考体系，当图像、三言两语的攻击给孩子造成威胁、焦虑时，它能提供一种保护。北京、上海的一些中产家庭甚至会把小孩送去上哲学课，作为家庭教育的一个补充。

《新周刊》：AI算法时代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其带来便利的背后又有什么隐忧？

章扬清：我们都知道这一代孩子的成长是有互联网深度参与的，但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社交媒体和AI并不是被动等待孩子使用的工具，它们已经成为孩子成长的塑造者和参与者。

自我认同是青少年发展中最重要的任务。传统的认同是你做了什么、你是谁；算法时代的认同是“算法说你是什么”。你以为你在表达自我，其实是你按照平台想要的逻辑在表达。比如，在孩子还没产生“我想要什么”的念头时，来自网络的答案和图像就已经塞过来了。锤子不会在你拿起它之前就知道你要钉什么钉子，但算法会告诉你“你应该想要什么样的人设和人生”。

就这样，人们的心理导航从内部移到了外部，但是外部的评价是不稳定的，你永远没办法控制，所以自我评价也没有办法稳定下来，永远在波动。

英国学校对学生着装要求严格。（图/《混沌少年时》）

温尼科特（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在发展心理学领域有特殊影响）提出，如果一个孩子必须不断顺从环境才能获得认可，他会发展出一个“假自体”来保护那个不被接受的“真自体”。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里，“假自体”可能只是“听话”；但在今天，它还变成了一个需要持续运营的“人设”。

大家应该都听过“超我”这个词。传统的“超我”是告诉你“你不该做坏事”，今天的“数字超我”则告诉你“你的生活还不够好”——不够瘦、不够美、不够有趣。在短视频时代，这个“假自体”甚至有了很多具体的模板，它们传递的核心信息是：你需要和这些模板一样才配获得关注。当孩子每天努力扮演那个比真实的自己更完美的角色时，他会极度疲惫。

为什么我们在咨询室碰到这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往往是因一次考试失败就很难回到学校，或和同学发生矛盾后就会拒绝去上学，等等。我想到一个比喻，是英国精神分析师亚历山德拉·拉玛提到的“弯月面”效应：

很多孩子的“自我”像一层水膜，靠着表面的张力，黏附在“好成绩”“好孩子”“被点赞”这些外部容器上，这些自我看起来有形状，但一旦你把容器拿走（比如一次考试失利，或一个视频没人点赞），那个自我就立刻散掉了，因为它没有形成内在的结构。

在中考前，学生会有比较大的学习压力。（图/《阿黛尔的生活》）

另外，传统的欲望实现可能是3D的，比如我有一个想要的东西，我会等待，最后我可能得到了，也可能没得到，我会反思；但是数字时代的欲望实现是2D的，比如现在有一道题不会做，直接用AI扫一下就知道答案了，不用等待，也没有延迟。原来我们可能要苦思冥想一件事，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琢磨，等忽然有一天想通了，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和AI马上喂一堆知识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在这样的变化下，孩子可能会失去和不确定感相处的能力，也可能会失去对我们心理健康的发展非常重要的过渡空间——一个介于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可以安全地玩耍、创造、犯错、处理挫败感的心理领域。

在开明家庭中长大的小孩

反而更容易感到无助？

《新周刊》：在一个平等、尊重的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为什么还是会遇到问题？

章扬清：单纯从物质和资源的层面来说，这一代的孩子真的被照顾得很好。他们衣食无忧，见多识广，享受着父母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教育资源。在中国特殊的“4-2-1”家庭结构（由4位祖辈、父母和独生子女组成的倒金字塔型家庭模式）中，几乎前两代人的精力和资源都倾注到了孩子身上。几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转，生怕他有一丝一毫不舒服、学业发展走错一步路。

2023 年 11月 21日，北京。一名孩子坐在公园长椅上，看着家长使用手机。（图 /AFP/CFP）

这种极度精细化的养育看上去是在爱孩子，但孩子最重要的心理免疫力可能因此被剥夺了。孩子的韧性需要与周围人以及环境发生“摩擦”才能发展起来。温尼科特就认为，我们不需要完美的父母，只需要足够好的父母。

父母当然会犯错，孩子跟父母会有嫌隙，但是亲子关系是可以修复的，重要的是具有修复的能力。父母如此，环境也如此。孩子在受到挫折后能回到正常的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培养心理韧性的基础。父母不能在孩子哭、摔倒时就第一时间让孩子好起来，而是要陪伴孩子，让孩子学会自我安抚。这些“恰到好处的挫折”，是孩子学会自我安抚、信任世界的起点。

在算法时代，“摩擦”被系统性地抹除了。等公交？没有了，因为用手机随时能叫到车。一道题不会做？没有了，因为“扫一扫”就有答案。跟朋友产生误会了？没有了，因为即使联机不成还能玩单机游戏。以后可能和真人谈恋爱的体验也会被替代，现在就有很多乙女游戏（以女性玩家为主要受众的恋爱模拟游戏，可以和多个虚拟男性角色开展互动）或AI可以满足需要。但是这种“去摩擦化”可能剥夺了孩子面对挫折、忍受延迟、修复关系的机会。

小柏：随着现代家庭关系越来越扁平化，父母会试图成为孩子的朋友，学会聆听孩子的情绪，或者当孩子的好朋友——这样的亲子模式在社会舆论中也备受推崇。如果在今天你还要当“不民主”的父母，反而会在话语权上陷入被动。

因此有些父母养育孩子的方式可能会发生很大改变，比如在社会上或者工作中遇到什么委屈和困难，家长也会扁平化地去和孩子交流。然而，这看起来是尊重孩子，但孩子还没有发展出像成年人一样成熟的心理和生理机制，实际上是强人所难——就像下属既要担心自己的生存危机，同时还要帮领导分忧。

（电视剧《小别离》）

这种情况下，孩子要付出很多精神劳动。比如电影《好东西》里的王茉莉，她固然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小孩，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像她这样，而且这里面也有要反思的部分——母亲的私人烦恼、母亲闺蜜的生活，也许要和孩子做一定程度的隔离。

一个孩子既要处理自己和同龄人的人际关系，又要无意识地承接家长的一部分情绪，但实际上青少年的情感心理机制还没有发展出能承受这一切的能力。长此以往，这种以父母的忧虑为先的情感模式，可能导致孩子以后会让渡自己的主体性，不利于健康自我的发展。

而且，某些看似民主和平行的关系，它们总是暗含着某种不对称性。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天然就存在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就像你的领导可能很民主、很酷，会跟你平等交流，但你毕竟是下属，既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又要揣测领导的想法，并且很可能在交付的结果不好的时候，还要承受领导对你的贬低与情绪发泄。

（电影《狗十三》）

其实，在以前的亲子关系里，父母的一个职能是对小孩负责。但是现在的亲子关系越来越演化为父母告诉小孩“你要对自己负责，你做这个决定前先想好了，别后悔”。“对自己负责”是一个很鲜明的、有时代感的口号，听起来也很公平自由，但如果父母只给了口号，却没有提供情感支撑，它就会变成一种空洞的要求，反而会给孩子制造内耗。因为它在形式上切断了孩子求助的合理性，如果孩子自己撑不住了，会听到内心的一个声音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学会对自己负责。”

现在很多家长会学习各种新的培养理念，有的会直接把碎片式的理论灌输给孩子。比如孩子在遇到挫折或者跟同龄人相关的一些心事时，他们向家长诉说，家长会很粗暴地讲一句“你要精神独立，有主体性，所以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或者直接告诉孩子哪一种想法才是绝对正确的。

但这种理念的灌输并没有一个稳定统一的逻辑，可能还会让孩子产生困惑甚至抵触心理。他们不知道哪一套道理更对、更有话语权，或者为什么这套道理在大人的世界里适用，但在同龄人的世界里又是另一回事。同时，这样做的话，仿佛某种进步理念比孩子的具身情况更优先、更重要。

父母需要关心的是：此时此刻孩子的难受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原因，是否需要最实际层面的家校联合干预？孩子有什么样的情绪和感受？他是否有能力自己处理跟小伙伴之间的问题？所以教育观念的传递，不仅需要通过语言，还需要通过身体、感官，其实就是家长的言传身教，并且需要通过接触真实的生活，根据实际情况相对化地处理。

《新周刊》：在信息爆炸时代，当大语言模型已经能提供各种信息，教育会面临怎样的调整？

章扬清：我们可以先问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时代下，我们期待一个健康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他应该可以容忍不确定性：家长不必事事都帮孩子安排好，而是留给孩子一些空白，不必提前扫清孩子路上的每一个障碍，而是留下生活中必要的“摩擦”。有些时候家长给孩子做示范，告诉孩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们可以试一试”。

（电影《狗十三》）

他可以独处，也不逃避依赖。当然，“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刷手机”不叫独处。真正的独处是一种“与自己相处”的能力——不是用外部的信息来填满每一秒空隙，而是“我可以什么都不做，但我不焦虑”。那么当数字系统主导一切时，我们是否也可以多接触一些其他认知方式，比如反思、艺术、内在体验，多体验当下真实的生活。

他可以在关系里接受摩擦和修复：AI可能会永远顺着你，但真实的关系永远不会完美。电影《她》（HER）中，虚拟伴侣萨曼莎从不生气，永远能和人共情，堪称完美，最后当男主人公发现她同时取悦641个用户时，彻底感到自己被欺骗和愚弄了，但血肉之躯无法永远完美回应另一个碳基生命。

也许，我们要从“答案提供者”变成“会反思的罗盘”，不要只监控孩子的屏幕使用时间，而是多一点好奇，问问他们在看什么，为什么那些东西让他们感兴趣。

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想一想：这个App对我做了什么？它在我最脆弱的时候给了我什么？我当时是在用它还是在被它用？这些如此吸引我的东西，背后有什么商业逻辑？为什么有些信息会病毒式传播？怎样可以在算法时代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心理空间，不被算法控制？

小柏：我想到那个经典的AI笑话：有人问AI，离家最近的洗车店只需步行5分钟，人应该用什么方式去；AI按照逻辑思维推算，认为步行5分钟的距离肯定不用开车，步行去洗车店就完事了，很简单。但在现实中，人要去洗车店洗车，当然只能开车去。

（图/《低谷医生》）

这个笑话特别能够体现我们现在的情况。大家好像被AI异化了，想象性的文字仿佛跟真实对应了，但是当你真的走出家门，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有很多实质性的、身体性的东西要去考虑。AI语言越是发达，人类越是需要调动身体性的体验，重视感官性，包括嗅觉、味觉等。

要知道，我们的话语或者接收到的图像，是要跟空间的物质性发生关系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家长更应该带孩子接触一下大自然，或者和孩子一起到某个空间去玩耍、做一些体育活动等，这比在家里给孩子灌输某种理念会好很多。

法国有一个很先锋的精神病治疗方式，叫作机构性心理治疗，是由哲学家加塔利建立的。当接诊刚来到医院的精神病患者时，医生并不会直接把他们推到病房，而是把病床放在厨房，让他们先闻到饭菜的香味，激起他们一些很温暖的回忆。

类似地，我们可以塑造某种家庭氛围，让孩子知道在某些具体的情况下，父母可以成为可靠的力量，一家人会一起去解决一个问题，这是一种家庭凝聚力的展现。

排版：陈韦杭

原标题：《人工智能，亲子关系的新敌人？》

本文首发708期《AI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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